到了晚上，苏纯钧回来了，马上也被拉到这场讨论中。
他笑着问杨玉燕：“那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在中西方两个故事里，起决定作用的不同点在哪里？”
杨玉燕说了一天的话，口干舌燥的同时，思维也被大大的激活了。她现在满脑子都是活跃的思想因子，让她有说不完的话。
她说：“我觉得，西方的文明进程中，男女都是奴隶，在奴隶主的眼中，他们并没很明确的性别区分，也没有明显的性别分工。而在中国古代，只有男性是奴隶，而女性不是奴隶。她们是奴隶的奴隶，是工具。”
所以，《水浒》中对潘金莲等女性角色的描述，其实是对奴隶的描述。奴隶是不可以背叛主人的，当然更不能逃走。奴隶也不必有自己的思想，只要听从主人的命令就可以了。
而在《安娜》中，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已经是一个人了，所以她在生命权与人身权上，与丈夫有着一定的平等关系。虽然她的嫁妆由丈夫或其他的男性亲戚去支配，她没有财产权，但丈夫也没有掌握她的生命权。
苏纯钧点头：“我赞同你说的。这其实也跟西方国家的神权政权有关。他们的神权是大于君权的。”连君王任免都要看神的面色，土地、财产，人民的生命，当然神权也是要插一手的。
而在中国这一点就不存在了，君权高于一切。而君权下放的结果，就是父权与夫权的膨胀。
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两个大陆不同的历史，历史造就风俗习惯，风俗习惯造就不同的社会形态。
所以——
杨玉燕下定论：“中国是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来自救的，因为他们的历史跟我们完全不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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