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为皇帝撰写《起居注》的，想来知道的定然更多一些。
司马筠也是进士出身，并顺利的进入了翰林院修史。
本来他若没有辞官，说不定现在也能参与到皇帝起居注的撰写了，但司马筠拒绝了。
国史和起居注都应该如实记载皇帝功过，不容偏私。
但自唐太宗李世民玄武之变，杀死亲哥李建成上位后，便严控史册，把守言路，开创了皇家把控史册记载的先例。
为了替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，李世民设置史官，撰修国史，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，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，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。
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，并为自己辩白，说是想看看史官记载了什么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自己要从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
但实际上却几次下令删改史册内容，把自己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动因写成“安社稷，利万民”的大义行为，歪曲了事实，将史册朝利于自己声名的方向记载。
自此以后的皇帝大都沿袭了这个习惯，严控史册撰写，要求史官避重就轻，以史笔为皇室清名服务。
司马筠脑筋死板，一心效仿太史公，立志以自己眼睛记载史实，自然无法接受这种有修饰的记载行为。
在翰林院几年，因为他在史册编撰上的执着和固执，时常阻碍修史进程，很快就得罪了上司和同僚，待不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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